谈赵藩撰诸葛亮殿联语

在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殿上，有清人赵藩撰书的一副楹联：

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

联语上款题“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”，下款署“权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”。赵藩（1850—1927）字樾村，云南省剑川县人。光绪乙亥（1875）举人。曾任四川臬台、署盐茶道兼通省金，晚年作过云南省图书馆馆长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092）为权四川盐茶使时，游观武侯祠，因缅怀诸葛亮治蜀政绩，同时亦为当时四川政局现状所触动，故撰书此联。

联语的意思说：在处理军、政事务中，能采取高明的攻心战术，以德义服人，那么，怀有贰心、疑虑不安的对立面便会自然消除，自古以来，深知用兵之道的军事家，并不是单纯凭藉武力，爱好战争。如果不能审时度势，把握事实真相，那么，其政令无论是宽是严，都会因与实际不符而产生失误，后来治理蜀地的人对此应当深深思考。

赵藩的这个见解和议论，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他研究了诸葛亮治蜀的行政业绩，从中概括出的认识。在诸葛亮的军、政活动中，能“攻心”和“审势以定宽严”的事例颇多，而可以直接作为这副联语的立论基础并常为人所乐道的事实，则以“平定南中”、“以法治蜀”、“挥泪斩马谡”等为最突出。

《三国志·蜀书·马良傅》附《马谡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载：诸葛亮为平定南中（今川黔滇一带）诸郡的叛乱，于建兴三年（225）南征，马谡送行时，诸葛亮与之讨论谋略，马谡建议说：“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愿公服其心而已”。诸葛亮用此策，所以“赦孟获以服南方，故终亮之世，南方不敢复反”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亦载：诸葛亮对叛乱首领孟获“七纵七擒”之后，仍然放走，孟获“止不去，曰：‘公，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！’”七纵孟获以平南中，就是“攻心”以安侧的典型事例。“反侧”，联语中乃用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上》语：“诛王郎，收文书，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。光武不省，会诸将军烧之，曰：‘令反侧子自安。’”后来遂以“反侧”指怀有贰心而疑虑不安者。

关于审时度势以定宽严，诸葛亮曾经有明确的议论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郭冲所记“五事”之一中，记载了蜀汉初立国时，法正举刘邦约法三章为例，要求对蜀地“缓刑弛禁”，诸葛亮对之作了严厉的批驳：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无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济。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；顺之以恩，恩极则慢。所以致弊，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之要，于斯而著。”这里，对比分析了秦代末年和刘璋时社会状况的不同，就是“审时度势”。提出“威之以法”“限之以爵”，就是针对先前“威刑不肃”“专权自恣”而采取的“严”的措施。

如果说，七擒孟获之后，就“即其渠率而用之“（以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官职），不留兵，不运粮，是审时度势，为保持南中持续安定而采取的又一种“宽”的措施，那么，“挥泪斩马谡”则是审时度势，为稳定大局、肃砺全军而必然要用的“严”的手段。马谡是襄阳人，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，作过绵竹、成都县令，越太守。以“才器过人”，诸葛亮“深加器异”，“每引见谈论，自昼达夜”，关系很亲密。但他在街亭之役，因主观武断，违背节制，招致军事上失败，就不能不被严办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马谡传》裴注引《襄阳记》载：蒋琬曾经就此事问诸葛亮：“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乎？”诸葛亮流着眼泪说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。是以杨干乱法，魏绛戮其仆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邪？”这显然是他审时度势的决定。

从以上简略的引证说明中，可知这副只有三十字的对联，确实凝缩了丰富的历史内容，其精明的论断，来自史鉴的升华。

赵藩之所以撰写此联，其动因来自当时四川现实状况的刺激。清末的川中，变动浪潮叠起，而其时新任总督岑春煊一意苛严，施行高压，以重兵围剿红灯教起义，多肆杀戮。赵藩对此颇不以为然，因而以撰联这种特殊的方式，微婉地表达自己的政见。楹联刻好后，他特意张扬，叫人敲锣打鼓送往武侯祠悬挂。次年春，他又特在武侯祠请岑春煊，故意让岑看见这副联语。后来，岑春煊在某些措施上暗中有所改变，不能说与此联无关。